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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先試探索兩岸關系新理論與新實踐

日期:2018-09-12 16:07 來源:《統一論壇》雜志 作者:楊仁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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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格意義上說,過去30年的兩岸關系是國家邁向完全統一前的特殊關系,是兩岸介于軍事對峙、完全隔離到正式統一之前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兩岸交流頻繁密切,經濟、社會、文化、民生等領域交流在兩岸制度化協商下取得較大進展,但是臺灣當局不接受“一中原則”,未能在統一大方向上與祖國大陸相向而行,兩岸未能通過全方位協商、對話解決重大政治分歧與消弭長久積累的敵意,因此這一時期的兩岸關系具有摸著石頭過河、先行先試的特征,具有實踐探索與理論創新交替前行的特點,具有面臨各種制度困境、臺灣政治生態激變帶來的不確定性及螺旋式發展的形態特征。這些特點是過去30年兩岸關系發展的基本特征。及時歸納和總結30年兩岸關系的特點與經驗,希望對未來進一步促進兩岸各個領域的融合,擴大臺灣島內贊成統一的民意基礎,深化兩岸一家親新階段的兩岸關系提供理論與實踐支持。

  一、兩岸關系30年特征

  1.國家未完全統一決定了過去30年乃至今后一段時期的兩岸關系具有過渡性。

  從雙方關系本質特征來說,海峽兩岸是一個完整的國家主體與一個非國家主體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國家政權與一個非典型地方政府之間的不對稱關系,是一個國家內的“兩岸政權”之間的關系。

  從實際運作層面來看,過去30年的兩岸關系是兩岸完成國家統一前,在雙方政治關系未得到全面解決之前,以人民福祉為優先而安排的相互關系,是經過官方與半官方協商、民間推動而產生的過渡期安排。

  2.史無前例具有特殊性。

  過渡期的兩岸關系自然有它的特殊性。從兩岸關系發展史本身來看,特殊性是指過去30年的兩岸關系是朝統一目標努力,但又不是統一后的兩岸穩定關系,它是介乎統一與隔絕之間、既有聯系又存在對立的特殊時期,是在雙方政治關系未厘清、解決之前的特殊安排。

  從發展形態看,過去30年的兩岸關系,半官方與民間關系先行,官方關系滯后,民熱官冷,呈現不對稱性與不協調性的特殊形態。

  3.先試先行摸索中前進。

  這樣不對稱、不對等、冷熱涇渭分明特殊又復雜的關系,是兩岸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無成熟的歷史經驗可以借鑒,雙方必須摸著石頭過河,先行先試。

  一是理論探索。為了兩岸人民共同的福祉,為了因應過渡期兩岸關系的特殊性,為了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向前進,兩岸各界從領導人到學者富有智慧地提出“一國兩制”、“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社會融合、國家球體理論、和平統一等思想與理論。理論與制度的思考和探索,旨在解決過渡時期、統一前及統一后兩岸關系性質、推進路徑、統一方法、未來兩岸制度安排等等攸關兩岸人民福祉以及解決重大意識形態分歧問題,具有實踐操作性強與理論創新先行交替前進的特點。

  二是務實處理兩岸人民事務。值得重視的是,過去30年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框架下,雙方創造性地、務實地處理了攸關兩岸民生的各項事務,包括兩岸“三通”,社會安全領域的警務、海事合作等等。由于相關合作無先例可循,因此過去的兩岸關系具有先行先試特點。

  三是渡厄克艱積極處理兩岸政治分歧。過去30年,盡管經過了李登輝時代的特殊“兩國論”、陳水扁的“一邊一國”時期,兩岸越來越能夠從對立、對抗的慘痛經歷中吸取教訓,以極大的智慧處理兩岸政治分歧,1993年“汪辜會談”、2015年兩岸領導人會面的重大突破,反映穩定、健康的兩岸關系是兩岸人民共同的心聲。

  4.結構性矛盾導致多變性與不確定性。

  過去30年,一個穩定向上的祖國大陸,對一個動蕩停滯的臺灣;一個始終堅持統一的共產黨,對偏安的國民黨與主張“臺獨”的民進黨;一個積極推進兩岸關系、力促兩岸和平統一的祖國大陸,對一個明里暗里去“中國化”的臺灣;一個自信充滿民族情懷的祖國大陸,對一個守舊滿腹疑慮與憂慮的臺灣,這種趨勢影響兩岸關系發展進程。無論是上臺執政的國民黨還是在野的國民黨,對國家認同、文化認同等重大的意識形態問題缺乏應有的原則堅守與危機意識,聽任李登輝、民進黨借“中華民國”的殼,變相承認“臺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民進黨陳水扁、蔡英文當局則利用執政優勢,將兩岸關系定位為“兩岸兩國”或“一邊一國”,切實推行“事實獨立”的路線。

  因此,過去30年的兩岸關系從本質上是一部追求兩岸統一與反對“臺獨”的歷史,這對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矛盾,使得兩岸關系在經貿、人員等各領域交流日益擴大深入的同時,存在嚴重的意識形態對抗性,且存在凡“臺獨”政黨民進黨上臺,兩岸關系就會出現倒退收縮的情形,因此兩岸關系始終存在多變性與曲折性。

  二、繼續先行先試探索未來兩岸關系的理論構建與論述能力建設

  相比傳統的直接式、暴力式“臺獨理論”,蔡英文領導下的民進黨的“臺獨”有了新的理論構建與論述,重點是強化“事實臺獨”“文化臺獨”“體制內臺獨”的理論構建與思想、政策論述。這一意識形態新變化、新動向,需要祖國大陸以十九大報告精神為指引,在追求兩岸統一的進程中,重視包括“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理論的再論述、再創新。

  1.十九大報告完整論述兩岸關系發展的目標、路徑、原則與方法,以明確無誤的方式表述未來兩岸關系的大方向,堅定國家完全統一的信心。

  基本方略:“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作為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寫入黨的報告中。

  終極目標: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十九大報告講到三大歷史任務,其中“完成祖國統一”列在第二位,這說明完成祖國統一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

  推進路徑:在謀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堅決反對任何分裂勢力與分裂行為,爭取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十九大報告提到,“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圖謀”。反“臺獨”與爭取和平統一,可以說是針對現階段兩岸關系做出的統一路徑的兩個密不可分的方向。

  基本原則:一個中國、“九二共識”。十九大報告指出,“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雙方就能開展對話,協商解決兩岸同胞關心的問題,臺灣任何政黨和團體同大陸交往也不會存在障礙”。這實際上是給一直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又聲稱“要尋求與對岸交往新模式”的蔡英文當局一個明確清晰的回應,即接受“九二共識”、承認“一中原則”才是開啟與祖國大陸對話交往、打破兩岸僵局的可行之路。

  基本方法:“深化和擴大兩岸交流”,推動“兩岸命運共同體”建設,逐步為臺灣同胞在祖國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祖國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以“兩岸一家親”的理念,溝通民心,實現兩岸民眾的心靈契合。

  依靠力量:“只要包括港澳臺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順應歷史大勢、共擔民族大義,把民族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一定能夠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未來。”

  可以說,十九大報告完整論述了國家統一的理論與方法,是今后一段時期祖國大陸對臺工作的重要指導性文件。

  2.深化“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新階段、新內涵的理論探索。

  隨著兩岸形勢的變化,隨著中央對臺工作新戰略、新方針的確立,有必要重新探索“一國兩制”與和平統一之間的關系、“一國與兩制”的關系。

  “一國兩制”與“和平統一”是互為因果的關系。和平統一既是“一國兩制”實施的重要保障,又是“一國兩制”運行的前提,沒有和平統一就不可能有“一國兩制”,只有兩岸免除兵戎相向,方能為“一國兩制”順利開局創造有利條件,也能確保統一后的臺灣社會秩序穩定與發展。而“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功實施,將深化與充實和平統一的理論基礎與法理上的可行性。

  對臺灣民眾來說,十九大報告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這是祖國大陸對臺灣民眾、臺灣當局釋放的最大善意與誠意,兩岸能和平統一,是兩岸人民最大的福祉,統一后的臺灣實施“一國兩制”,是尊重臺灣人民對自己生活方式選擇權的尊重與關懷。

  “一國兩制”是實務的政治安排。“一國兩制”是一個統一國家內對一個地區進行特殊的政治安排,目的是照顧回歸一方的人民利益與感受。這里的“一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統一后的臺灣民眾必須遵守與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根據憲法制定的特別行政區其他法律,接受兩岸是一個完整的主體,不得從事分裂行動;接受中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政權,尊重祖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統一后的臺灣地區實行高度自治”,這種高度自治制度采用、保留哪種政治社會制度,同樣體現與尊重臺灣民眾的意愿。

  在國家未完全統一之前,先行先試推動“一國兩制”的實驗,這有助于在未來順利推進“一國兩制”在臺灣的實踐。在探索階段,“一國兩制”擬吸取港澳經驗、匯集兩岸智慧,取長補短,動態調整實踐的時間、地點、方式。從階段來說,可以分為國家未完全統一前由祖國大陸單方面推動階段,國家未統一前爭取兩岸以金、馬離島共同推動“一國兩制”實踐階段,在國家統一前在臺灣島內爭取統一的民心爭取工作,以及完全統一后,在臺灣實行全方位“一國兩制”多個階段。

  豐富“一國兩制”內涵。十九大提出,“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愿意率先同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這既可理解為中央對在祖國大陸的臺胞一視同仁、平等對待的善意,也是讓臺灣同胞共享祖國大陸發展成果的具體化政策,更可以理解為祖國大陸已充分意識到兩岸的統一模式、路徑、“一國兩制”的形式、內容可以由祖國大陸主動發起、提出、先行先試。這種平等待遇是在尊重、保留臺灣同胞的制度選擇(認同臺灣各種制度、“法律”,參與臺灣的選舉與被選舉)、生活方式的基礎上,向臺灣同胞提供一個融入祖國大陸社會、具有嶄新意義的“一國兩制”模式。這種模式,是“一國兩制”的特殊形態,是兩岸未統一之前的新嘗試。

  三、對臺工作破除思想誤區重新出發

  1.破除經濟促統功效第一的思想盲區。

  利益驅動帶有功利性與時效性,若讓利益機制產生持續的動力在于不斷的刺激,一旦刺激的動力減緩或有糾紛,利益相關方就會產生不滿,漸行漸遠,甚至反目成仇。此外,經濟利益驅動下的交流缺乏情感驅動或文化、價值驅動的情感號召力與持續性。

  應更多地思考如何避免兩岸關系簡單化以利益驅動為導向,應該探索重塑兩岸新情感、歷史、文化、價值驅動為主要形態的交流交往形態。

  2.消除民心工程時效長、見效慢,存在急功近利,以交流、會議數量代替做政治爭取工作的思想障礙。

  爭取民心工作,要守得住平凡,耐得住寂寞,要投入時間,注入情感,更要講究以政治爭取為主,經濟手段為輔,真正體現統一戰線的功效,并且在具體實務上,建立行之有效的評價體系與考核體系,不浮于表面數據,將工作真正做細、做實,做到人的心里去。

  3.辯證看待當下兩岸關系的困境,消除島內“臺獨”分裂主義政策與路線難有抓手、無力阻擋的思想束縛。

  目前一部分從事對臺工作的同志,對臺灣政局的變化存在迷茫不安,甚至無所適從的感覺,甚至也認同兩岸越開放交流臺灣民眾越支持“臺獨”的看法,祖國大陸惠臺政策臺灣基層民眾不買賬等粗淺的說法,進而產生畏難情緒,認為兩岸敵意依然頑固,民進黨上臺后兩岸關系急劇冷凍,祖國大陸對臺工作缺乏行之有效的抓手,反“臺獨”難度大,爭取臺灣民心難出效果。

  涉臺部門必須辯證看問題,不能人云亦云,要從趨勢、從工作方法、手段上下功夫,關鍵是既要有信心也要有方法。

  一是祖國大陸對臺工作大針方政正確、有效。盡管“臺獨”政黨一而再、再而三地拿到臺灣的執政權,看似臺灣民意發生變化,但是臺灣的選舉政策買選票、看人投票的成分大。而且臺灣民意似流水,輪流執政成為常態,民進黨即使執政,同樣無法改變其意識形態的困境,改變不了臺灣經濟與國際環境下的現實困境,改變不了他們無法處理兩岸關系的制度性約束。臺灣民眾要求和平的民意將迫使民進黨不敢公開“獨”,這說明祖國大陸對臺政策、做臺灣人民工作有成效,也有機會。

  二是祖國大陸立法反“獨”促統初見成效。2005年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成為遏制臺灣島內各種“臺獨”冒進行徑的重要利器,令民進黨當局即使2016年贏得臺灣地區的全面執政權,也不敢公然突破“法理臺獨”紅線,這是過去12年來兩岸關系雖經歷陳水扁的“入聯公投”“一邊一國”,但仍未出現完全反轉的法律保障。

  三是正確理解與處理有形與無形抓手的辯證關系。過去30年,祖國大陸是臺灣資金與人才流最集中的區域,反映了兩岸交流交往的大趨勢。2015年,70多萬臺灣白領(70%以上大專學歷,40%年輕世代)遠離大環境惡化的臺灣(如薪資停漲、產業萎縮、經濟低迷、藍綠惡斗、競爭力下降、沒有拼搏精神),祖國大陸成為臺灣白領赴外工作最集中的區域,高達42萬人,比美國、東南亞高出整整3倍多。

  四是牢固樹立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人民是歷史的真正推動者,始終堅持兩岸關系真正源動力在于人民,相信人民,發揮兩岸人民的智慧,將兩岸民眾緊密地聯系、融合在一起。因此,做對臺工作,不存在沒有抓手的問題,而是如何看待抓手,如何運用抓手的問題。

  4.走出美日外部因素中國大陸無法撼動的思想誤區。

  美日外部因素對兩岸統一進程的干擾問題,不是過去30年新生的,追根溯源到一百多年前日本殖民臺灣,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協防臺灣使兩岸分離狀態相對固化,以及上世紀80年代美國、日本與中國大陸建交后,美臺、臺日關系以非官方、非正式關系保留下來的特殊歷史影響。

  當然,過去20年,隨著臺灣分裂主義與分裂意識抬頭,臺美、臺日非官方關系有所突破,如經常有“準同盟關系”這樣的詞語來描述彼此的關系,但這種用語大多是臺灣或者美日的議員使用,美國官方卻慎之又慎,因為美國當政者明白,臺灣問題不是臺美或臺日的雙向問題,而是中美、中日之間的大問題。國際社會尚無主要國家敢從法理上挑戰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紅線或改變這一紅線。因此,當下學界關心的臺美、臺日日益密切的關系以及對兩岸關系的干擾,是相對于中美、中日剛建交時的狀態而言的,而干擾強度的強弱,撇開我們對兩岸急于統一的心理,必須有客觀理性的認識。

  確實,相對于30年前,美日對臺灣內政的干涉有增無減,利用臺灣問題制約中國發展的戰略未變,而手腕、運用之方法更加多元,政府與國會演雙簧的現象頻頻出現,如2017年9月18日,美國參眾兩院一致要求美國政府提出美艦停泊臺灣港口可行性評估的議案;如2017年10月,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通過《臺灣旅行法》提案,要求美國官方全面解禁臺美高層官員互訪。但是放在中美關系以及國際關系大格局下看待美臺、臺日關系,美日對兩岸關系的影響、干擾力度已有所減弱,而且祖國大陸應對臺海危機的能力大大提升,特別是有能力主動管控臺海危機,將美日對兩岸關系的傷害降到最低程度,而這一切的不二法門,不是對手的仁慈,不是對手的犯錯,而在于中國日益堅定維護國家統一的決心與持續提升的綜合實力。因此,要放在中國實現“兩個百年”目標的大格局、大戰略高度,思考如何排除美日外部因素對臺灣問題的干擾、對兩岸統一進程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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